天韶

文學創作形式與歷史主題之關聯

1. 序言

    

   歷史，雖是過去，仍就與我們的生活密切相關。在漫漫歲月長河中，文學創作大多是其時代之人用以議論、抒情、感時懷傷。就中國歷史而言，為詩、為文，乃至於詞、戲曲、小說者之士人非常之多。有些是歌頌愛情故事的淒美詩歌，詩經中婉轉情意深長的篇章便是一例；有的是描述朋友相聚之喜、離別之苦，著名如：李白〈送孟浩然之廣陵〉中，描述作者送別好友不捨之情。其餘如描寫四季更迭、歌功頌德、隱諷時政各種主題的文學創作；然而，有些文人、學者，甚至是當代作家，對於前朝、歷代史事，用不同創作形式表達他們的想法。

   在這些以文學作品表現他們理念、想法的作者中；有些明確直白地在作品中賦予濃厚的歷史色彩，宋代王安石是一例；近代余秋雨先生的散文著作：《山居筆記》[1]中，即創作許多篇他對中國歷史的看法以及其豐富的情感。

   敘述、歌詠歷史的作品中，常參雜作者對它的認知或想法，表現各自不同的立場、正反觀點。在當代作家駱以軍著名的作品《西夏旅館》中，除了以西夏王朝作為背景之外，作者個人在作品中引述許多中國史料，穿插在故事裡。本文將提出幾個問題討論，並在結論部分將以下三個問題逐一討論回答。

1. 王安石在其詠史詩[2]〈烏江亭〉其時代背景、形式特色與其創作的關聯性？

2. 余秋雨先生〈一個王朝的背影〉這篇散文，作者身處的背景對於其立場的影響？

3. 《西夏旅館》中，作者將史料放進小說中造成的影響以及小說形式如何表現詠史主題？

1. 正文

(一) 王安石在其詠史詩〈烏江亭〉的時代背景、形式特色與其創作的關聯性？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 正題之前，先概略介紹王安石此詩之內容：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「百戰疲勞壯士哀，中原一戰勢難迴。江東子弟今雖在，肯為君王卷土來？」[3]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詩中不同於傳統歌詠項羽之作品[4]，不論是否支持項羽在烏江自刎的選擇或應渡江重振旗鼓、再爭天下，至少都採取站在同情項羽的立場。然而，王安石卻認為項羽已然窮途末路，不論在政治、軍事上都已失去優勢[5]，即使渡江也不可能扭轉局勢。

        宋詩的特色經常呈現「議論化」，宋朝時期，外族侵犯情形頻繁，時局動盪不安；王安石的作品皆與當時背景有極大關聯性。例如當其被派遣「送契丹使北歸」之命時，由於其接觸邊疆事務，有〈出塞〉、〈西帥〉、〈白溝行〉、〈還自河北應客〉等詩[6]。同樣地，其後當王安石經歷不同時局時，其創作風格亦隨之轉變。從嘉祐、熙寧，到元豐；每段時期因國勢變化、政權更迭，王安石歷經不同的人生歷程，創作的風格不斷隨此轉換：國力復甦、政治掌權，新法得以實行時，其詩慷慨激昂、歌頌戰功；其後遇天災，新法失利，王安石退隱鍾山，風格隨之轉換。足見王安石作詩時，不論詠史、論政；很大的因素都與時代、環境有所關聯。

        形式特色上，因詩篇幅較短，如此詩為七言絕句，在短短二十八字中，表現立場較為單一、肯定。多半前二句為描述史事，後半表現其觀點、立場；這樣的形式下，難以在作品多參雜大量想法、多重角度的觀點，更不易在作品中議論、對話，用正反觀點呈現作品。然而，

以詩為形式之作品卻能讓讀者，更直白地了解作者對於其所詠之史事所表達的看法和立場。簡潔扼要的字句，不易拖泥帶水、婉轉的呈現意涵，了當地將情感含意賦予作品之中，是此種形式的優點。

(二)余秋雨先生〈一個王朝的背影〉這篇散文，作者身處的背景對於其立場的影響？

        作者生於一九四零年代，正逢國共內戰時期；在這段政局交替的重要時期，作者的師長一輩，幾乎都是經歷戰火洗禮、浩劫歸來的知識份子；較為年邁的教師，一邊上課傳遞知識也同時敘述當年種種過往，同時也傳遞仇恨與辛酸之情。文章中第二段提到：

        「於是，在閃閃淚光中，我們懂得了什麼是漢奸，什麼是賣國賊，什麼是民族大義，什麼是氣節。」

孩子受教育，了解革命、啟蒙、西方列強，「驅逐韃虜，恢復中華」教育對年幼的孩子塑造一個景象：把它、把誰，定義成十惡不赦者。但，這多半為主觀的仇視情感：把清代汙名化，刻劃成全然腐敗、墮落的朝代。

        年歲漸增的作者，讀完大學、任教；也有了更多的遊歷經驗，在尋訪一處又一處不同的歷史古蹟、園林山水，作者對於整個時代脈絡的文化變遷感觸愈深。他也意識到這種帶有情緒化的社會規範批判，許多都是盲從的。

        「年長以後，我開始對這種情緒產生警惕。因為無數事實證明，在我們中國，許多情緒化的社會評判規範，雖然堂而皇之地傳之久遠，卻包含極大的不公正。」[7]

    在文中的第三段開始，作者理性提出自己的看法，從整個中國歷史上來評論那些被外族統治的中國朝代；反面又以高倡漢室為正統，卻昏庸無能、治國無道的庸碌君王作為對比。作者從歷史的角度出發，卻不受過去所知所學影響，客觀地陳述觀點。

        爾後，作者記述其遊訪清代承德避暑山莊(即是熱河行宮)，一面遊歷一面回顧清朝最盛名的皇帝康熙之豐功偉業。從剷除鰲拜集團，平定三藩之亂，到對於修築長城之想法以及如何軟硬兼施攏絡人心；作者在文中以實例為證，康熙與中國許多朝代中皇帝體弱多病、昏庸無能相較，襯托這些被稱為外族異邦的統治者，並非全如傳聞中的殘暴、不恤人心。

        特別的是，如前文所提：整天文章中，作者能站在客觀立場論述史實，對於康熙以後雍正、乾隆之功過、兼容褒貶，不為過往仇視情感左右，可見其乃一位能理性地抒發情感，在重新檢視這歷史遺跡之時，雖心中激昂感慨卻不忘對詠敘史事謹慎再三的著述者。

        然而，此文雖只敘述〈一個王朝的背影〉這篇文章；卻不能不提余秋雨在整部山居筆記隱含著一個更大的背景架構：余秋雨用心地在書中經營一個屬於「文人」的王朝：

        「余秋雨在《山居筆記》中苦心經營一個文人的『王朝』。如果把余秋雨放入到他自己的話語時代來觀察，我們會發現余秋雨自己猶如他在散文中所描述的文人一樣，他在演一場異常悲壯的悲劇。」[8]

    本文引述此段之意，在於雖然前文多次說明在〈一個王朝的背影〉這篇散文中，對於史事的敘述，作者余秋雨多能用情不偏；卻並非指其全書皆如此。作者的書寫立場，係用其富有哲理性的筆將內心對時代、文化，豐沛的情感蘊化為文。他對於時代還是有很大寄望的，他可以說是站在中國歷史的高峰下，仰望；同時又對身處的時代，提出看法、見解，或許他希望能夠達到一種警示，透過歷史。

(三)《西夏旅館》中，作者將史料放進小說中造成的影響以及小說形式如何表現詠史主題？

首先，不單純只是敘述歷史情結，而是如有些詠史詩、散文，都透過歷史與現今身處的時代對話；許多破碎的、荒唐的，令人讀來冷顫的字句，卻更能鋪陳而後逐一呈現的歷史面貌。

「我總無法耽迷回憶各式各樣的屍體：剖腸露肚的、斷肢殘骸的、頭顱被砍掉僅剩腔體頂端碗大一個痂口；…」[9]

這段文字引自〈城破之日〉這個章節，是關於國勢已衰的西夏王朝面對蒙古帝國鐵騎圍城、殘酷滅族的經歷之片段。作者用小說中的人物闡述歷史，特別用與西夏民族後裔的關係人來呈現，彷彿像親身進到書中，娓娓道來這段血淚史事。

作者在故事情節中，穿插了片段報導，例如：曾經風靡一時的南迴鐵路搞軌案[10]；故事人物的發展和講述的史事，與現實社會中曾發生過的謀殺案相混，用一種令人難解的手法雕塑作品。或許就像將一具木乃伊的繃帶都解套，然後將兩具即將腐敗、正在腐敗的屍體，用這條拆下沾滿屍息的繃帶將兩具屍體一併綑上；等到有一天意欲如法炮製時，便會發現那兩具屍體已然合而為一。

回到正題，關於史料放進小說中的影響性：在讀者閱讀上，新聞報導、史料片段，容易造成閱讀的困難性。此本小說故事本身即不易閱讀，再參雜篇幅不小的史料記載，使人時常出現閱讀障礙。讀者的情緒被硬生生切開，原來好不容易才建立的閱讀情緒，將被迫中斷。例如在第十三章〈迦陵頻伽鳥〉中，圖尼克[11]原本闡述一段故事、一個過去，卻突然在中途出現一長篇的史料；然而，等讀者或許已浸入史料中的故事情節時，忽然又回到小說中圖尼克講述的故事[12]，此種手法，讀者容易不明所以。

然而，這種手法卻也適合表現作者所欲呈現的故事情節：斷裂、破碎，記憶殘缺的；如王文興的家變[13]這部小說中，情節、對白、用字，時常支離破碎，也是其表達人物情感複雜的方式。也就是說，作者認為將這樣的手法表現情感最是貼切。

再談到：小說形式如何表現關於歷史這樣的主題。大多數的觀點常認為小說是虛構、歷史是真實存在過的；以小說來呈現歷史，即將史事中的人物、情節，透過創作者的巧思，轉換成文學作品。在這其中，可能如同史料中記載，將小說中的人物擬實，也可能依作者自身立場、觀點，好惡來決定如何呈現作者自己認為的歷史。這絕然沒有是非對錯，但是否因此影響讀者閱讀則是未定數。

        小說中的主角人物，經常被賦予使命、重責大任；如果這是一部歷史小說，那麼能否適切地將人物放置在一個合適的位置就非常重要。在歷史的架構底下，插入新的因素，是希望建構全新的劇情線，或者只是將人物擺在次要，歷史本身才是作者最重視的部分，端看作者決定。而這樣的例子，除了本文所談《西夏旅館》，還有日本當代著名小說家夢枕貘[14]的歷史奇幻小說《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》[15]；在作品中穿插全新於歷史之人物，讓整段歷史隨著人物進行，重新組織歷史。

三、結論

        「詠史」這個主題，從過去到現今，都有許多文人、作家以此為題材。有些單純表述歷史，或與自己境遇連結；有個借古諷今，以史為材達到一定的政治目的；每件作品，都有作者自己的選擇性，即使是賦予情感、懷古傷今之作也有濃淡之別。

        這個主題，在詩歌、散文，小說中都形成截然不同的風貌；直接、間接，真實、擬實，或是重新組織，建構作者自己想希望的作品。詩，簡潔有力、容易表現個人觀點並且立場較為單一、情感流露最是直接，卻也不易正反論述、對話，大多詠史作品皆以此種形式來創作。

散文，作者個人背景因素格外重要，作者與歷史、讀者較多對話；能夠提出多方觀點、正反論述，多以一個主題聚焦，迴旋式書寫。小說，經常與史事差異最大、但作品可能性也愈多；

人物、劇情、空間等元素都能依作者選擇而訂定。三種形式都有各自優缺點，最重要的還是作者選擇最適合能表達的其所欲表達之事物，才是最重要的。

四、參考書目

余秋雨《山居筆記》(臺北市：爾雅出版社，1995)

《王荊公詩註》卷四十七律詩，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。

陳友冰、楊福生《宋代絕句賞析》(臺北市：正中書局，民85)

林宜陵《北宋詩歌政論》(臺北市：文津出版，2003初版)

王堯、谷鵬《遇見秋雨：余秋雨評論》(臺北市：黎民文化，民91)

駱以軍《西夏旅館》(台北縣：印刻文學，2008初版)

王文興《家變》(臺北市：洪範，1982)

夢枕貘(著)，林皎碧、徐秀娥(譯)《沙門空海之唐國鬼宴》(臺北市：遠流出版，2005)